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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个崇尚竞争和狼性的社会里，从过往的传奇人物身上寻求精神出路或是经营诀窍，似乎不是一个好的方法，比如《乔家大院》。电视剧的热播，好像只能说明乔致庸的恩怨情仇，或者胡大导演的招牌，吸引了或者娱乐了忙忙碌碌的都市人。而同名小说的出版，更被许多人斥为简单粗暴的励志读物，借电视剧热播之道，同为升天。于是乎，《乔家大院》在一些人眼里，显得十分拙劣和虚伪。“无商不奸”，“商人重利轻离别”，自古皆然。但作为庄周崇拜者兼儒生的乔致庸，以“义、信、利”为从商信条，以“货通天下、汇通天下”为己任，无疑显得太干净了，干净得失真，干净得一厢情愿。而他经商时每逢险难，总有人相与帮衬，更是侥幸得一塌糊涂。有人评价说，“这些桥段，满足了作家关于戏剧性的追求，迎合了观众‘好人有好报’的心理诉求。”一部关于晋商的小说，在他们看来，显然惺惺作态，毫无借鉴之效。 看上去很对。在晚清那样一个法律无法保证私产安全的世界里，商人驱利的天性必然使得乔致庸们大踏步走到歪路上去，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。哪怕没有天良泯灭，但也不能如此有理想有抱负有道德。因为，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告诉我们，人必然是利己的。 但《乔家大院》不是商学院教材，乔致庸当然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商业领袖。作者朱秀海真正的着力点，不在于编写富豪速成法，而在于对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探讨和彰显。 乔致庸的成功当然与其天赋有关。虽生于晚清，但乔致庸的创富过程中却包含了强烈的现代企业精神。从处理“胡麻油掺假”事件，创新地引用“伙计顶身股”的薪酬激励机制，到不做“霸盘”，不吃独食，以及联合水家、元家和达盛昌一起开辟茶路的做法，无不显示了乔致庸独到的商业经营智慧。 但这显然不是全部。乔致庸的成功，更在于他是一个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的理想主义者。本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，却被迫接手家业的乔致庸，以儒学之道指导经商大获成功。作为商人，他《四书五经》不离案头；每逢天灾人祸，他挺身而出，赈灾济贫。一介匹夫，却总要“心里装着天下”。朱秀海说：“‘民为贵，君为轻。’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。” 乔家大院也正是因为乔家的仁厚，虽迭经离乱终得保全。 “修身齐家平天下”，乔家有的是严格的家规。大院里没有戏台，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。大院里没有“袭人”、“晴雯”，全是中年嬷嬷，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做出不雅之事。不准纳妾也是铁律一条。“汇通天下”的乔家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变通，硬是把封建社会中的商业道德和个人修为，都发展到了极致。 乔致庸，一介逐利商贾，却一味追求道德操守，在孔方与方正之间谋求“汇通”，很是奇怪。但《乔家大院》鼓吹的正是这些“奇怪”。 “君子怀远”，在乔致庸身上，有着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命品格和精神文化气质。那些视诚信如命的经营理念，在管理上的睿智、豁达，乃至他的金钱观、人生观和生死观，表现的正是我们东方式的商业道德。而这些绵延千年的民族气质和个人修为，在今人看来，却似一个过于干净的商业童话。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。 “皇家看故宫，民宅看乔家。”后人看大院，若只看到了生意经，就真个是不肖子孙了。 转载地址：http://ehnqj.baihongyu.com/